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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命特别准 卢俊义人生经历

四大名著最经典的9句话,读懂是修行,不懂是幸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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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青阳县民间故事卢俊义人生经历陶渊明的生平

安徽省青阳是一座新兴的旅游城市。那你知道安徽省青阳县民间故事有哪些吗?下面是我给大家分享的安徽省青阳县民间故事,欢迎大家阅读。

李逵 卢俊义 林冲的没落告诉我们,这些人生大忌一个也不要犯

安徽省青阳县民间故事篇【1】

民国初年一个夏天,青阳坊朱家老宅搬来了一家三口人。屋主是位六十余岁的老人,名叫朱古力,他妻子还很年轻,约三十来岁,长得小巧玲珑,身段相貌都很惹人喜欢,而他们的儿子却还没满周岁。他年轻时留过洋,后来在上诲开了一家大工厂,曾经家财万贯。最近因工厂破产倒闭了,就带了年轻的太太和幼子回到老家石门县青阳坊,把原来的祖宅修葺一下,定居下来。然而没几天,探长钟心立就接到报案,说朱古力老先生在家里被人杀死了。钟心立忙带了助手戚朴民来到青阳坊。朱太太指着一扇关闭的门,边哭边叫道:“警察先生,我家先生被杀死在取暖房里了!”

钟心立一推门,门却没能推开。朱太太见状,忙道:“门闩着!”

钟心立问道:“门闩着,你怎么知道朱先生被杀死了?”

朱太太道:“大约二十分钟前,我先生说要进取暖房拿什么东两,他进屋不一会儿,我就听到屋里传出一声枪响,就知道出事了,边叫边推门,可门是从里面闩着的。我从锁孔里一张望,只见我先生斜躺在藤椅上,头上的血还在往下淌,我吓得连忙报了警。”

钟心立听了,便弯下身,从锁孔里往里张望,果然看见朱古力斜躺在一把藤椅上,脑袋耷拉在一边,鲜血淌了一脸。

钟心立和戚朴民只好撬开门,进了屋,朱古力早已断了气。屋里陈设极是简陋,除了两把藤椅一张桌子,就只有那只冬天取暖用的炉子。炉子是烧煤的,用铁皮制成,上面一根管道伸到屋顶。因现在正是夏季,不是烤火的时节,所以炉子没有生火,但进煤的炉门却开着,朱古力就倒毙在炉门前的藤椅上。看样子,他是坐在藤椅上被人用枪击中太阳穴而死的。

凶手是谁呢?为什么要杀死一个己经破产的老人呢?

钟心立仔细察看现场后,更加糊涂了。原来,取暖房的门窗都是从里面插上门的,如果凶手杀了人,再从门或窗里出去,门窗就不可能在里面插上,也就是说,如果是他杀,那么凶手杀人后,是怎么出屋的?如果凶手是从屋外朝里面开枪,距离也不对,因为从死者伤口可以看出,开枪时枪口和脑袋是紧挨着的。如果是自杀,那么朱古力用来自杀的那把枪又到哪儿去了?

钟心立陷入了迷茫。

三天后,钟心立忽然收到了上海某保险公司的一封公函。原来,朱古力以前曾在上诲某保险公司投保了巨额人寿保险。也就是说,他一旦意外去世,他的继承人就能得到一笔巨额赔偿金。函中,保险公司请石门县警署在十天内查清朱古力的死因,并出具死亡证明。如果朱古力是他杀或是其它正常原因死亡,保险公司就要赔偿。但如属自杀,保险公司就可以拒绝赔偿这笔巨款。

钟心立正捧着保险公司的公函沉思,这时,他的上司、警察署署长请他到办公室里去一趟。署长见了钟心立,客气地让他坐了,三句话一扯,就扯到了朱古力的案子上,署长告诉钟心立,说朱古力的夫人,那位朱太太几次到警署来找他,要求尽快结案。

钟心立明白,像这样的案子,如果查不出凶手,一般只能作为悬案搁起来,而保险公司只要有一份悬案证明,这笔巨额赔偿金也是要照付的。既然死者家属和署长催促,而案情又毫无线索,钟心立想想也只好结案了。

但结案前,钟心立决定再去朱古力的取暖房察看一下。他仔细察看了取暖房的四壁,实在看不出什么蹊跷来,便坐在一把藤椅上,点燃一根烟,思忖着准备写结案报告。

这时,署长和戚朴民也来了,朱太太跟着他俩进了取暖房。署长一见钟心立笃悠悠的样子,不快地说:“钟探长,别空动脑筋了,如找不出凶手,就作为悬案吧,你先把证明写出来,交给朱太太!”

钟心立见署长来了,忙站起身,刚要答话,忽见从房梁上掉下一只蜘蛛,蜘蛛挂着一根丝,正好落在他面前,快要坠地时,那蜘蛛竟猛然一荡,又缘着那根细长丝飞般向上攀去,一眨眼,又回到了梁上。

钟心立望着蜘蛛,又低头看了一眼那张开的炉门,猛然省悟道:“我明白了……”

戚朴民问道:“探长,你明白什么了?”

“朱先生是自杀的!”钟心立此言一出,满屋人都吃了一惊,朱太太顿时“傲”的一声哭了起来:“老头子呀,你死得冤哪,被人杀死了,警察抓不到凶手,还说你是自杀的呀……”

署长也不高兴地道:“钟探长,你说朱先生是自杀的,那他自杀用的那把枪呢,在哪儿?”

钟心立道:“如果我猜测得不错的话,那把自杀用的枪一定在取暖炉的排煤气管里!”说着,他拿起靠在一边的捅火铁条,伸进炉子的排气管,轻轻地捣着,一会儿,铁条似乎钩住了什么,钟心立慢慢往下拉,铁条尽头的弯钩上,果然钩着一把小巧的勃郎宁手枪,枪柄上还系着一根细细的橡皮筋。看到手枪,朱太太忽然停止了嚎哭,脸色也变了。

原来,朱古力虽然家财万贯,但年近六旬,没有后嗣,原配夫人死后,他又娶了年轻貌美的太太。一年后,年轻太太竟为他生了个儿子。但儿子出生后不久,朱古力的企业却破产了,他只好携了太太和儿子回到老家石门县。朱太太原是看中了朱古力的百万家财才嫁给这个老头子的,如今老头子一破产,她哪里还过得惯这种清苦生活!后来,她得知朱古力曾在保险公司投保巨额人寿保险,如果朱古力一死,作为继承人的她就可以得到一笔保险金。于是,她几次威胁朱古力,说这日子没法过下去了,要带了儿子出走。朱古力老来得子,哪里舍得让她把儿子带走。而企业破产,他也确实心灰意冷,最后被逼无奈,便萌生了死的念头。因为自己一死,娇妻爱子就能得到那笔巨额保险赔偿金。但按照保险公司有关条例规定,如果投保人是自杀的,保险公司就不负责赔偿。于是他和朱太太几次谋划,挖空心思,终于想出一个“绝招”:留一个悬案给警察。他进取暖房后,先把门窗关紧上闩,再在取暖炉的排煤气管中装上一根橡皮筋,把橡皮筋的一头拉出炉子口,系在一把勃郎宁小手枪的把上,然后朱古力坐在藤椅上,用枪抵在自己的太阳穴上开了一枪,死的时候手一松,那根橡皮筋一缩,就把小手枪拉回到排气管里面去了。

真相大白,石门县城的居民纷纷指责朱太太心太毒。不久,朱太太卖掉朱家老宅,带了幼子出走,从此去向不明

安徽省民间故事篇【2】

杏花村

据说在南宋时,有一辛姓的老儒随难民逃来合肥,在城北搭一草棚住下,白天以打草鞋营生,晚间常挑灯读书至深夜,终日寡言少语,极少出户。其打制的草鞋结实耐穿,且价钱便宜

,故买者甚多。有时遇有逃难者和饥民路此,取其草鞋,非但分文不收,并济以茶水饭食。时间久了,辛公成了远近知晓的一位大善人。为了感激辛公的善德,凡来此的人,都按老人的嘱托,或稍赠以杏苗,或带来杏核相送。辛公每见送来的杏苗、杏核,甚为高兴,并一一将其栽种于棚舍附近的空地上。至于辛公为何这样做,人们并不关心。

却说一日,州府忽遣人来此寻找一名叫辛子豪的人,经打听,得到的众口一词是:只知有一姓辛的老人,却不曾听说有叫辛子豪的人。无奈,差人只得如实禀报州府老爷。州府老爷听在耳里,想在心里,琢磨道:会不会姓辛的老者就是辛子豪?于是,州府老爷于次日轻装微服,亲往辛公舍下,见面后即和辛公寒暄起来。时辛公见来者并无异常,言词并无恶意,无意中流露出真实身分。州府老爷闻知后大喜:“辛大人,下官今特奉朝廷东台王御史之命,前来恭请大驾赴京。”说罢,随手将王御史亲笔书信递与辛公阅看。辛公阅信后,知身分已露,不好再瞒,但又不愿相从,便略加思忖后说:“请大驾先回,待我先收拾一下,明早动身不迟。”

次日清早,州府老爷亲自携轿,一路吹打,前来辛公住处接驾,岂知此时辛公早已去无踪影了。

辛公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原来的住处。然辛公在该处悉心栽下的杏苗,播下的杏种,日渐旺盛,终成一片杏林。每年春后,这里是姹紫嫣红一片,香气随风飘荡。加之“辛”与“杏”字近音,人们为纪念这位刚正不阿,且慈善如佛的辛公及其美意,便把这里叫作杏花村。地址在今合肥市区府城隍庙西北面。

安徽省民间故事篇【3】

三孝口

相传昔日在合肥城西门附近曾住有一户人家,家中有一老母,已年逾古稀。其膝下有三子,乃是远近闻名的孝子。为了照顾好老母,三子轮流精心守护左右,不轻离片刻。这年,老母不幸患痈疽,脓血不止。为了减轻老母痛苦,三子竟轮番用嘴吮吸脓血。为了使老母疾病得以早日治愈,三子日日四下寻访名医、偏方。然此疾病在当时乃属不治之症,要想治愈,谈何容易。在无可奈何之际,三子只得转而进寺庙烧香求佛。一日,三子在寺庙门前,偶遇一算命先生,三子试以实情相告,希得指点。算命先生闻听三子诉说后,托词告曰:“若想治愈老母疾病,非补以活人肉汤汁不可”。此本是算命先生故意虚造之言,暗示其老母疾病已无法救治。然三子不悟话中之意,未加思索即信以为真,竟在祈拜泥佛之时,从腿上剜下一块肉来,回家后迅即熬成汤汁,喂其老母。办法用尽,终未能挽救老母的生命。老母咽气后,三子又变卖掉家产,买来棺材,为老母料理后事。

再说,相传在西门街心路下埋有一块红糙石,下面压着大蜀山的钥匙,若取出这把钥匙,就能打开大蜀山的山门,取得大蜀山的金银财宝。但又传,若此红糙石一动,合肥城内就要遭火灾,故从未有人敢轻举妄动。孰料这一传说被合肥城内一贪财的无赖获悉,其乘夜深人静之时,悄悄将红糙石掀开,将大蜀山钥匙盗走。大蜀山的钥匙被盗走了,火灾也就招来了。一时间,西门一条街浓烟四起,火势越烧越旺,眼看大火已烧到那三子之家。为了护卫棺柩,三子竟以身伏于棺上,誓与棺柩同存亡。似乎是神灵被三子的虔诚举动所感动,大火竟跳过其家。

这场大火过后,整个城西门一条街房屋都被大火烧为灰烬,唯独那三子之家房子完好无损。由此,这个地方后来就被人们称为“三孝口”了。三孝口地址在今市区长江路西段。关于此传说,《合肥县志》有段记载:“张梅、祝、松兄弟三人亲丧,殡于室,邻火卒起,棺不及移,三人号恸伏棺上,誓与俱焚,三人皆死,棺独完好。初,母病疮甚重,梅吮之得愈。”此段记载,虽然在具体细节上与民间传说不尽一致,但基本内容还是相近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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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被诓上山:宋江仰慕卢俊义出身富豪,江湖名声远扬,为壮大梁山声势,想要将他请上梁山。。卢俊义不愿意在梁山落草为寇,宋江、吴用与梁山众兄弟表面上假意挽留,事实上却是在不断拖延时日,软禁了卢俊义两个多月,让别人认为他已经落草为寇。

2、身陷囹圄:燕青告知卢俊义李固与贾氏通奸并霸占了家产,将燕青逐出家门。卢俊义并不相信,独自回家准备一探究竟。卢俊义回到家中之时,很快被官军围捕。卢俊义被捕之后屈打成招,被打入死牢。

3、逼上梁山:卢俊义幸得燕青、石秀以及其他梁山众好汉等先后搭救,方免遭毒手,便上梁山落草。他上梁山之后,坐上了第二把交椅,成为了总督兵马第一副元帅。

4、南征北战:卢俊义上梁山之后,随宋江一起南征北战,参加了数次大型战役。两破童贯时,卢俊义活捉童贯手下大将酆美。紧接着进行了四大征,即征辽、征田虎、征王庆、征方腊。

5、人物结局:在平方腊之后,宋朝朝廷封其为庐州安抚使兼兵马副总管。后因同高俅有矛盾,被高俅设计在皇帝的御酒里放入水银,卢俊义喝后不能骑马,在泗州淮河乘船时失足落水而死。

扩展资料

出处考证:

卢俊义在《大宋宣和遗事》中名“卢进义”,《水浒传》中名“卢俊义”,进、俊在大名县方言中同音。《大宋宣和遗事》成书于南宋,类似于史话,卢俊义有其历史的影子。

而在大名县境内也确有两处卢俊义庄园:一为大街乡菅庄村南,北宋大名府城墙东北角,该庄园遗址并非卢俊义在大名府城的宅院,很可能是明初水毁大名府城后,卢俊义后人搬迁到这里的。

另一为埝头乡东刘庄村西北,在北宋大名府城东南三十里,刘庄村中的卢姓人家是从卢家庄搬迁过来的,世代相传是卢俊义后人。

参考资料来源:百度百科-卢俊义

一、陶渊明的生平

陶渊明(365?~427),字元亮,一说名潜,字渊明,号五柳先生,浔阳柴桑(今江西九江附近)人。友人尊他为陶征士,私谥靖节,世称陶靖节、靖节先生。曾任彭泽县令,因称陶彭泽、陶令。他是东晋最杰出的诗人,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之一,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。他的一生大致分为三个时期。

(一)、居家读书时期

这一时期从陶渊明出生到29岁。此间他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居家读书。�

陶渊明出身于破落官僚地主家庭。曾祖陶侃以军功官至大司马,封长沙郡公,但因早年孤贫,被讥骂为“小人”和“溪狗”(见《晋书·陶侃传》),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的人。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。外祖父孟嘉是征西大将军桓温长史,又是东晋名士。父亲陶逸也曾做过官吏,在陶渊明幼年时就去世了。陶渊明对先辈,尤其对曾祖与外祖父是崇敬的。他说:“在我中晋,业融长沙。桓桓长沙,伊勋伊德。天子畴我,专征南国。功遂辞归,临宠不忒。孰谓斯心,近而可得!”(《命子》)这是在赞扬曾祖的功德,并以此教诲孩子。他称颂外祖父是:“行不苟合,言不夸矜,未尝有喜愠之容。好酣饮,愈多不乱。至于任怀得意,融然远寄,傍若无人。”(《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》)他说父亲是:“淡焉虚止,寄迹风云,冥兹愠喜。”(《命子》)他们对陶渊明思想与人格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。

由于父亲早逝及战乱等原因,至陶渊明时家道衰落。陶渊明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在柴桑农村度过的。自称:“少而穷苦,每以家弊,东西游走。”(《与子俨等疏》)“弱年逢家乏。”(《有会而作》)好友颜延之也说他“少而贫苦,居无仆妾,井臼弗任,黎菽不给”(《陶征士诔》)。他的“穷苦”并不一定如同农民,但家境不十分富裕当属实情。此间他潜心学习经籍。自称:“少年罕人事,游好在六经。”(《饮酒》其十六)“少学琴书,偶爱闲静,开卷有得,便欣然忘食。”(《与子俨等疏》)“闲居三十载,遂与尘事冥。诗书敦宿好,林园无世情。”(《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》)《晋书》本传说他“少怀高趣,博学善属文,颖脱不羁,任真自得”。陶渊明俨然是个超脱“尘事”、忘乎“世情”的读书郎。

其实,陶渊明并没有完全忘却“尘事”与“世情”,他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。曾说:“少时壮且厉,抚剑独行游。”(《拟古》其八)“忆我少壮时,无乐自欣豫。猛志逸四海,骞翮思远翥。”(《杂诗》其五)“抚剑”、“行游”的举动正是他欲有所为心态的反映,“猛志”二句正是他胸怀大志的慷慨陈词。其“猛志”所指,即他在《感士不遇赋》中所说的:“上天之成命,师圣人之遗书,发忠孝于君亲,生信义于乡闾,推诚心而获显,不矫然而祈誉。”这至少说明三个志向:一是忠君孝亲,二是弘扬信义,三是诚心获显。这三个志向的宗旨是做一个“大济于苍生”(《感士不遇赋》)的好官。

(二)、时仕时隐时期

这一时期从陶渊明29岁任州祭酒到晋安帝司马德宗义熙元年(405)辞去彭泽县令。此间他共四次出仕,担任过五个官职。

1、任州祭酒——陶渊明第一次出仕

陶渊明为扶济家境的“穷苦”,更为实现“大济于苍生”的“猛志”,29岁时走出书斋,应征为江州祭酒。《宋书》本传称他“亲老家贫,起为州祭酒;不堪吏职,少日自解归”。祭酒一职,研究者多认为即别驾祭酒,职位较高,居僚职之上。“不堪吏职”,研究者则多有分歧,一说是陶渊明不屑于事从刺史王凝之这位五斗米道徒(见逯钦立《陶渊明年谱稿》),一说是陶渊明不堪吏职之繁并非因为王凝之(见袁行霈《陶渊明年谱汇考》)。陶渊明“解归”后,又被召为州主簿,他辞而不就。

2、入桓玄幕——陶渊明第二次出仕

陶渊明辞去州祭酒后不久,即他30岁时,妻子去逝(大约33岁时又娶翟氏),可谓家门不幸。此时,国事也是雪上加霜。晋孝武帝司马昌明太元二十年(395),会稽王司马道子专权。武帝擢亲信王恭、殷仲堪等,使居内外要职以防道子。道子亦引王国宝与其从弟王绪为心腹。于是朋党竞起。东晋王朝的权臣桓温之子桓玄,在动荡的时局中势力不断增强。晋安帝隆安二年(398),30岁的桓玄被诏命为江州刺史,又被推为盟主。隆安四年(400),桓玄为督荆、司、雍、秦、梁、益、宁七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,以荆州为中心,拥有全国三分之二的地盘,一时声威大振,许多士人纷纷入其军幕以展大志。陶渊明大约在这前后入桓玄幕任事。

陶渊明具体何年入桓玄幕,入幕后居何职务,由于史料不足,尚难下定论。但他于隆安四年(400)和五年(401)在桓玄幕任事倒有确证,这就是他的三首诗:《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》、《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》。前二首中的“庚子岁”即隆安四年(400),写陶渊明奉桓玄命出使京都建康,完成使命后,返回桓玄幕,途经浔阳,回家探亲,遭遇逆风,舟不能行,暂住规林的情景。使京的使命,据逯钦立说是为桓玄上疏请讨孙恩(见逯钦立《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》),这可备一说,不是定评。既是奉命使京,足见陶渊明为桓玄信任。后一首中的"辛丑岁"即隆安五年(401),写陶渊明因假期已满,从家返回江陵(荆州治所)桓玄幕赴职,夜经涂口时的情景。此年冬,陶渊明的母亲孟氏病逝,他便辞去桓玄幕的差事,结束了前后大约两三年的第二次仕宦生活,守丧居家。

陶渊明入桓玄幕的原因大致有三:一是他本有入仕展志的动机,二是他对桓玄整饬晋室纲纪抱有幻想,三是他的外祖父孟嘉曾为桓玄之父桓温的长史而有世交。如果认为陶渊明入幕是助桓玄篡晋,就会与理相悖,也与史不合。桓玄于安帝元兴二年(403)十二月篡晋即皇帝位时,陶渊明已经离开了两年,他不是算命先生,两年前不可能知道桓玄要篡晋自立。不然的话,陶渊明的第三次出仕也会令人费解。

3、任镇军、建威参军——陶渊明第三次出仕

《宋书》本传、《晋书》本传都说陶渊明“复为镇军、建威参军”。这样看来,陶渊明任镇军、建威参军是连贯的两件事。

陶渊明有首题为《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》诗,写他始任镇军参军一职时,途经曲阿的情景。“镇军参军”即镇军将军的参军。这个镇军将军,据《文选》卷二十六李善注在此诗下引臧荣绪《晋书》曰:“宋武帝行镇军将军。”研究者多从此说。宋武帝即刘裕。元兴三年(404)二月,刘裕率众征伐桓玄;三月,入建康,任镇军将军、徐州刺史,都督扬、徐、兖、豫、青、冀、幽、并八州诸军事;四月,在浔阳的桑落洲击败桓玄军,进据浔阳,加都督江州诸军事;五月,在峥嵘洲又大败桓玄军。桓玄战败西逃,欲入蜀,途中被杀。(见《资治通鉴》卷一百一十)陶渊明"始作"镇军将军刘裕参军,应在元兴三年(404)四月刘裕击败桓玄军之后。他任此职,最多也不过一年就辞去了。

陶渊明辞去镇军参军后,并没有马上回家,而是又任了建威参军。他有首题为《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》诗,写他任建威参军期间奉命出使京都,途经钱溪的情景。“乙巳岁”即安帝义熙元年(405),“建威参军”即建威将军的参军。这个建威将军,当指刘敬宣。刘敬宣于元兴三年(404)四月迁为建威将军、江州刺史,镇守浔阳;义熙元年(405)三月底辞去此职改任宣城内史。随着刘敬宣的离去,陶渊明也辞去了任期很短暂的建威参军一职,返回乡里。�

4、任彭泽县令——陶渊明第四次出仕

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仕是义熙元年(405)八月,任彭泽县令。他在《归去来兮辞》序中说明了出任此职的情况。他说“余家贫,耕植不足以自给”,于是在“亲故”的劝说和时任太常卿的“家叔”陶夔的引荐下,出任了此职。到任后,他深感“质性自然,非矫厉所得;饥冻虽切,违己交病。……怅然慷慨,深愧平生之志”,又逢“程氏妹丧于武昌,情在骏奔”,于是“自免去职”。就这样,“仲秋至冬,在官八十余日”的陶渊明于“乙巳岁十一月”辞去彭泽县令,结束了他一生中的仕宦生涯,返家归田了。陶渊明此次去职的原因,《宋书》本传载为:“郡遣督邮至县,吏白应束带见之。潜叹曰:‘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!’即日解印绶去职,赋《归去来》。”(亦见萧统《陶渊明传》、《晋书》本传)对此,有人认为是传闻,但不妨备为一说。

(三)、归隐田园时期

这一时期从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到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四年(427)去逝。此间他曾于义熙末被征著作佐郎而不就,生活的主要内容是闲居、种田、读书和创作。

对陶渊明来说,归隐田园是快心的事,但他归田后的第三年(408),“草屋八九间”被突如其来的大火烧了个精光,不得不暂居到船上:“正夏长风急,林室顿烧燔。一宅无遗宇,舫舟荫门前。”(《戊申岁六月中遇火》)火灾后一年,由柴桑移居南村,生活逐渐困难,以至后来常得友人接济。陶渊明"性嗜酒,而家贫不能恒得。亲旧知其如此,或置酒招之,造饮必尽,期在必醉"(《晋书》本传)。《宋书》本传载:“先是,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,在浔阳,与潜情款。后为始安郡,经过,日日造潜,每往必酣饮致醉。临去,留二万钱与潜,潜悉送酒家,稍就取酒。”陶渊明临终前的一段时间里,生活贫困已极,甚至乞食。他在《乞食》诗中说:“饥来驱我去,不知竟何之。行行至斯里,叩门拙言辞。主人解余意,遗赠岂虚来。”江州刺史檀道济前来拜访,见他“偃卧瘠馁有日”,就劝他出仕,并馈以粱肉,被他“麾而去之”(见萧统《陶渊明传》)。大约他预感到将不久于人世,写了一生中的最后诗篇《挽歌诗》三首,以及绝笔《自祭文》,于宋文帝元嘉四年(427)十一月,卒于故里。

二、陶渊明的思想

陶渊明的思想,历来都是研究者极为关注的论题,出现了所谓主儒家说、主道家说、主玄家说、主老子说、主庄子说、主儒释道合一说的分歧与考辨。陈寅恪称陶渊明“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”(《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》),是有卓识的。这里主要从两方面加以说明。

(一)、陶渊明坚守“固穷”的思想�

“固穷”即穷而不移。“穷”不是“贫”,是走投无路,当然一个人“贫”了往往也就“穷”了,反之亦然,所以二者又是密切关联的。"固"即安守不移,指不失气节和人格。“固穷”是一种人生境界,也是一个道德准则。此词源出《论语·卫灵公》:“君子固穷,小人穷斯滥矣。”本属儒家思想范畴。

陶渊明在诗文中写到“固穷”的有六处:“高操非所攀,谬得固穷节。”(《癸卯岁十二月中与从弟敬远》)“不赖固穷节,百世当谁传。”(《饮酒》其二)“竟抱固穷节,饥寒饱所更。”(《饮酒》其十六)“谁云固穷难,邈哉此前修。”(《咏贫士》其七)“宁固穷以寄意,不委曲而累己。”(《感士不遇赋》)“斯滥岂攸志,固穷夙所归。”(《有会而作》)可见,坚守“固穷”,在陶渊明人生观中占有重要地位。他对古代能坚守"固穷"的人极为推崇。如《咏贫士》中的阮公、荣叟、黔娄、袁安、张仲尉、黄子廉六位贫士,《扇上画赞》中的八位隐士,《饮酒》中的伯夷与叔齐、颜回与荣启期,《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》中的长沮与桀溺,《赠羊长史》中的商山四皓等,都是他崇拜的对象。在陶渊明看来,他们是不求功名利禄、洁身自好、安贫乐道的高土,也是他效法的榜样,正如他在《咏贫士》其二中所说:“何以慰吾怀?赖古多此贤。”所以,“固穷”已成为陶渊明精神的寄托和支柱,是其为人处世的原则和标准。

“固穷”有个坚固的思想基石,这就是“道”,即儒家倡导的品德和节操。在陶渊明诗文中,曾多次出现"道"字,其义也因上下文表义的不同而有差别,其中不少就属于儒家思想的范畴。如“人生归有道,衣食固其端”(《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》)的“道”,指常理;“道丧向千载,人人惜其情”(《饮酒》其三)的“道”,指做人的道理;“先师有遗训,忧道不忧贫”(《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》其二)与“怀正志道之士,或潜玉于当年”(《感士不遇赋》)的"道",指治世之道;“总角闻道,白首无成”(《荣木》序)与“匪道曷依,匪善奚敦”(同上)的“道”,指儒家学说;“颜生称为仁,荣公言有道”(《饮酒》其十一)与“贫富常交战,道胜无戚颜”(《咏贫士》其五)的“道”,指安贫乐道之道。所以,陶渊明坚守“固穷”又不是一味地追求“固穷”,而是以此保持纯洁的品德和节操,不因为求取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。他特别崇敬孔子,熟谙儒家学说,诗文中引用儒家经典的地方很多,仅《论语》就有37处(见《朱自清古典文学论集·陶诗的深度》)。如“先师有遗训,忧道不忧贫”中的"忧道"句即是《论语·卫灵公》中孔子的原话。他又化孔子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”(《论语·里正》)为“朝与仁义生,夕死复何求”(《咏贫士》其四),化孔子“君子固穷,小人穷斯滥矣”为“斯滥岂攸志,固穷夙所归”。因此说,陶渊明的“固穷”是以儒家所倡导的个人品德和节操为思想基石的。梁启超《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》曾说陶渊明是“儒家出身”,“一生得力处都在儒学”。坚守“固穷”就是表现之一。

其实,陶渊明坚守"固穷"很不容易,内心的斗争很激烈。他虽然“不戚戚于贫贱,不汲汲于富贵”(《五柳先生传》),但是并没有完全放弃功名与富贵。对此,他也不隐讳。如他说:“岂忘袭轻裘,苟得非所钦。”(《咏贫士》其三)“贫富常交战,道胜无戚颜。”(同上其五)如果说陶渊明一生的家庭生活是“弱年逢家乏,老至更长饥”(《有会而作》),那么他一生的政治理想则为:少年时是“猛志逸四海”(《杂诗》其五),中年时是“有志不获骋”(同上其二),老年时是“猛志固常在”(《读山海经》其十)。这说明,陶渊明有儒家的入世精神,如果有机会,他是不会死守“固穷”的。他的四次出仕主要是为了“大济于苍生”,但也有相当大的扶济自己“穷苦”、“家贫”的因素,如他在《饮酒》其十九中说:“畴昔苦长饥,投耒去学仕”"在《归去来兮辞》序中也说:“余家贫,耕植不足以自给。幼稚盈室,瓶无储粟。……家叔以余贫苦,遂见用于小邑。”“尝从人事,皆口腹自役。”但他毕竟又是个“苟得非所钦”的人,曾自称“好爵吾不萦,厚馈吾不酬”(《咏贫士》其四)。在政治腐败、门阀严格、官场黑暗、猛志难展的情况下,陶渊明对“饥冻虽切,违己交病”的体味是极其深刻的。他常常是怀着“如何舍此去,遥遥至西荆”(《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》)的忐忑不安的心态出仕,怀着"养真衡茅下,庶以善自名"(同上)与“驷马无贳患,贫贱有交娱”(《赠羊长史》)的恬淡平静的心态归隐。可以说,陶渊明的一生是“贫富常交战”的一生,也是“竟抱固穷节”与“猛志固常在”相交汇的一生。

(二)陶渊明崇尚“自然”的思想

“自然”一词不见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,是老庄哲学的精髓。如老子说:“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”(《老子》二十五章)庄子说:“顺物自然,而无容私焉,而天下治。”(《庄子·应帝王》)在这里,“自然”即自然而然、自自然然,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天然,指万事万物没有人为因素的状态。

在陶渊明诗文中,“自然”一词出现四次,其义也随文而异。一在《归园田居》其一:“久在樊笼里,复得返自然。”这个“自然”指自由无拘,与“樊笼”相对。二在《归去来兮辞》序:“质性自然,非矫厉所得。”这个“自然”指天然如此,是一种自在的状态,是“质性”的具体表现,与“矫厉”相对。三在《形影神》序:“贵贱贤愚,莫不营营以惜生,斯甚惑焉。故极陈形影之苦,言神辨自然以释之。”这个“自然”指消除人生弊病的手段。“形”苦于人生短暂而想饮酒行乐,“影”苦于善名难立而求立善遗爱。“神”认为饮酒反让人短寿,立善没有人称誉,人总是要死的,应顺应自然,用不着自己多考虑。“形”的主张反映了陶渊明无可奈何的情绪,“影”的主张反映了陶渊明对当时社会善恶不分的认识,“神”的主张才是陶渊明的正面意见。四在《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》:“又问听妓,丝不如竹,竹不如肉。答曰:‘渐近自然。’”这个“自然”犹如“天籁”,指一种审美标准。陶渊明认为“自然”的就是美的。由此看来,陶渊明的自然观与老庄的自然观不是没有关系。他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,在诗文中有70篇用了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的典故,共77处之多(见日本学者大矢根文次郎《陶渊明研究》)。朱熹所谓“渊明所说者庄老,然辞去简古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三十六),也不是没有道理。�

陶渊明崇尚“自然”的思想表现在诸多方面,这里主要谈三点:

其一,表现在道德修养上的“抱朴含真”。

“抱朴含真”即抱守自然的本性,不为外物所诱惑。《老子》十九章:“见素抱朴,少私寡欲。”《庄子·渔父》:“真者,精诚之至也。……真者,所以受于天也,自然不可易也。”王弼在《老子》二十八章注道:“朴,真也。”所以,“抱朴含真”重在表示一种素朴纯真的人性与心态,即至情至性的道德修养。这是陶渊明道德修养的准则,又是其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。他说:“悠悠上古,厥初生民。傲然自足,抱朴含真。智巧既萌,资待靡因。”(《劝农》)“夫履信思顺,生人之善行。抱朴守静,君子之笃素。”(《感士不遇赋》序)从此不难看出,陶渊明对“抱朴含真”、“抱朴守静”这一本色自然的道德修养的倾慕与追求。正因为如此,陶渊明对“真”、“养真”的重视便非同一般。它们在其诗文中也多次出现。如:“真想初在襟,谁谓行迹拘。”(《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》)“此中有真意,欲辨已忘言。”(《饮酒》其五)“天岂去此哉,任真无所先。”(《连雨独酌》)“养真衡茅下,庶以善自名。”(《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》)所以,陶渊明始终能保持一种独立自由的心态和精神,即使入仕后也能不受拘束,甚至以舍弃官禄来守住这个“真想”。陶渊明讲“真”也讲“伪”。他说:“自真风告逝,大伪斯兴。闾阎懈廉退之节,市朝驱易进之心。”(《感士不遇赋》序)这个“伪”与“真”、“朴”或说“自然”是相对的,也是陶渊明所不愿看到的。

其二,表现在生活道路上的“归园田居”。�

“朴”与“真”不仅要“抱”和“含”,而且要“养”,这就需要环境和条件。这环境和条件之于陶渊明,就是“衡茅下”,即远离污浊的官场与繁杂的尘世而“归园田居”。据日本学者堀江忠道《陶渊明诗文综合索引》统计,"归"字在陶渊明诗文中出现高达55处。除表达返归自然、归于空无之义外,有不少就是表达归居田园之义的。如“开荒南野际,守拙归园田。”(《归园田居》其三)“归去来兮,田园将芜胡不归!”(《归去来兮辞》)“遂尽介然分,终死归田里。”(《饮酒》其十九)陶渊明在诗文中写到田园生活、田园风光的地方更多(详见后)。在他笔下,田园几乎就是自由自在、质朴纯真的所在,是与官场、尘世相对立的,从这个意义上说,“归园田居”就是归自然居。所以,当他退出官场而“归园田居”时,有一种“复得返自然”的轻松愉悦、如释重负的解脱之感。�

其三,表现在生死观念上的“纵浪大化”。�

陶渊明诗文中高频率出现的还有个可与“自然”通释的“化”字。它有时单独使用,有时与“大”、“万”、“乘”、“腾”、“凭”等结合使用,又总是与人的生死紧密相联。如:“目送回舟远,情随万化移。”(《于王抚军座送客》)“万化相寻绎,人生岂不劳。”(《己酉岁九月九日》)“聊且凭化迁,终返班生庐。”(《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》)这是讲万物都处于变化之中,新陈代谢总是相因“寻绎”与“化迁”的,人的感情与生命历程也随之推移。“翳然乘化去,终天不复形。”(《悲从弟仲德》)“聊乘化以归尽,乐夫天命复奚疑。”(《归去来兮辞》)“我无腾化术,必尔不复疑。”(《形影神》)“形迹凭化往,灵府长独闲。”(《戊申岁六月中遇火》)这是讲人的生命必将“乘化”而去,“我无腾化术”,死亡是“不复疑”的。可见,“化”是一种非人力能抗拒的规律。那么,人之于“化”又该如何呢?陶渊明说:“纵浪大化中,不喜亦不惧。应尽便须尽,无复独多虑。”(《形影神》)“既来孰不去,人理固有终。”(《五月旦作和戴主簿》)“同物既无虑,化去不复悔。”(《读山海经》其十)“余今斯化,可以无恨。”(《自祭文》)这是讲人有生有死,从生到死也是“化”,同样是一种非人力能抗拒的规律,所以有生之年当“纵浪大化中,不喜亦不惧”,死亡降临之时当“无虑”、“不复悔”、“无恨”。在陶渊明看来,人“同物”一样都接受了“大块”之“气”的抚育(见《感士不遇赋》),也“同物”一样而“化去”。因此他说:“有生必有死,早终非命促。”(《挽歌诗》其一)“死去何所道,托体同山阿。”(同上其三)“同山阿”也是“同物”。由此可知,陶渊明既以“自然”的心态面对生死,又以“自然”来解释生死。�

陶渊明除将儒道两家思想融为一体之外,还有某些佛教思想因素。他与东林寺的慧远关系密切,在其诗文中偶尔也有类似佛教的词语,如“人生似幻化,终当归空无”(《归园田居》其四)中的“空无”。他对人生的参悟与佛教有暗合之处,但他从现实人生中寻求乐趣,而不真的相信来世,他的《形影神》就是反对慧远的报应说和形尽神不灭说的。所以,他又不是一个佛教徒。再者,陶渊明又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。他追求一种人格美,将人生艺术化。《五柳先生传》、《归去来兮辞》、《归园田居》等作品就是这种人格美的写照,不为五斗米折腰、抚弄无弦琴、以葛巾漉酒等趣闻(见《宋书》本传、萧统《陶渊明传》),就是这种人格美的表现。

三、陶渊明诗歌的思想内容

陶渊明的文学创作以诗歌的成就最突出,他历来是以诗人的身份被载入文学史的。他现存诗近130首,具有丰富的内容。

(一)、悲叹为官行役的劳苦,表达静念园林的思绪

陶渊明抱着“大济于苍生”和“口腹自役”的情志而“投耒去学仕”(《饮酒》其十九),但官场黑暗,他又“志意多所耻”(同上),“质性自然,非矫厉所得”(《归去来兮辞》序),不肯屈己奉人,因此,虽几经进退而终无建树。他为官行役没有欢欣,反感劳苦,总是身在行役而静念园林。这种一心处两端的境况,在他宦游期间所写的行役诗中得以充分表露。如《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》其二说:“自古叹行役,我今始知之!……静念园林好,人间良可辞。”他是边做官边后悔:“久游恋所生,如何淹在兹。”(《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》其二)“诗书敦宿好,林园无世情。如何舍此去,遥遥至西荆。”(《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》)。甚至赴任途中也是如此,在《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》中,他说:

时来苟冥会,宛辔憩通衢。投策命晨装,暂与园田疏。眇眇孤舟逝,绵绵归思纡。……目倦川途异,心念山泽居。望云惭高鸟,临水愧游鱼。真想初在襟,谁谓形迹拘?聊且凭化迁,终返班生庐。

陶渊明是为仕不能静心,归居又不甘心,心与形的对立,使他内心非常痛苦,也很无耐。这种对立与无耐,正显示了陶渊明不愿同流合污的高风亮节。他在《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》中写道:

伊余何为者,勉励从兹役?一形似有制,素襟不可易。田园日梦想,安得久离析?终怀在归舟,谅哉宜霜柏。

有了这样的德操与心态,为官行役的劳苦,便可想而知。悲叹行役的劳苦是陶渊明之前行役诗共有的内容,而将为官行役之苦与静念园林之情合为一体,则是陶渊明行役诗所特有的。

(二)、描绘田园风光的恬美,抒写闲适自得的心境

在仕与隐的矛盾斗争中,陶渊明最终选择了隐,由对园林的静念化为了皈依的现实,心与形得到统一。描绘恬美静穆的田园风光,抒写闲适自得的愉悦心境,成为陶渊明田园诗的基本内容。他视田园为人生安身立命之所,是与黑暗现实、混浊官场对立的理想境界。如《归园田居》其一:

少无适俗韵,性本爱丘山。误落尘网中,一去三十年(应作十三年)。羁鸟恋旧林,池鱼思故渊。开荒南野际,守拙归园田。方宅十余亩,草屋八九间。榆柳荫后檐,桃李罗堂前。暧暧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。狗吠深巷中,鸡鸣桑树颠。户庭无尘杂,虚室有余闲。久在樊笼里,复得返自然。

这首诗写诗人归田的原因和重返田园的愉快生活。诗人称官场为“俗”,称官场中逢迎应酬、钻营取巧为“适俗韵”,以“尘网”、“樊笼”喻肮脏无聊、束缚人性的官场,以“羁鸟”、“池鱼”喻误入官场的自己,可见诗人对官场的憎恶。归隐田园,正如笼中之鸟飞回山林,池中之鱼重返水潭,让诗人感到无比自由和愉悦。十余亩田地足以养生,八九间草屋足以托身。远处的村落与饮烟,近处的狗吠与鸡鸣,充满生机而又恬美静穆。人的本性在这至真至淳的境界中得到恢复。又如《饮酒》其五:

结庐在人境,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?心远地自偏。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,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,欲辨已忘言。

这首诗写心远世俗、欣赏自然的兴致和领悟。诗人归隐后闲适自得的心境,于采菊、见山、视夕、观鸟之间表露无遗。“采菊”二句历来为人击节赞赏。苏轼说:“因采菊而见山,境与意会,此句最有妙处。”(《东坡题跋》)王国维说此为“无我之境,以物观物,故不知何者为我,何者为物”(《人间词话》)。在这“境与意会”、“无我之境”中,诗人领悟了人生真正的意趣。所以能够如此,皆因“心远”尘俗。又如:“平畴交远风,良苗亦怀新。”(《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》其二)这是写早春迷人气氛的。“蔼蔼堂前林,中夏贮清阴。凯风因时来,回飚开我襟。”(《和郭主簿》其一)“孟夏草木长,绕屋树扶疏。”(《读山海经》其一)这是写夏季优美景致的。诗人就是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田园风光中,品味着“众鸟欣有托,吾亦爱吾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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